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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慶泗:戰地記者,是記者,更是戰士

            來源:中國記協網 發布時間:2015-08-31 11:29 搜集整理:中國產業網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劉慶泗在華東醫院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老人取出精心準備的資料,提起往事記憶猶新,暢談難忘的抗戰經歷。 談如玉攝

              采訪劉慶泗,是記者第一次見到這位文匯報社“碩果僅存”的“老八路”。今年九十四歲的劉慶泗,在戰爭年代曾八次立功,榮獲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三級人民英雄稱號兩次,二級人民英雄稱號一次。1948年1月,新華通訊總社以“優秀記者劉慶泗”為題在全國播發其先進事跡。他先后榮獲或被評為上海市老有所為精英獎及上海市離休干部先進個人,全國老有所為奉獻獎及全國離休干部先進個人。他所采寫的前線通訊《功勞炮》解放后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劉慶泗還著有《戰地采訪錄》《昨天和今天》《悠悠五十秋》(與夫人金名秋合著)。

              “文革”后,劉慶泗曾任文匯報社黨委副書記、副總編輯、顧問,報社許多老同志都與他相熟。聽聞記者要去看望昔日的老領導,一些老同志紛紛主動介紹說,劉書記是典型的“老革命”,工作認真負責,為人熱情隨和,說話直爽親切。

              果然,在醫院療養的老人見到記者,馬上推遲正要開始的按摩治療,下床取出早已精心準備好的資料,暢談起抗戰期間他的戰地記者經歷:“戰地記者,是記者,更是戰士!”

              

             

              1946年,抗戰期間參加革命的劉氏四兄弟與濱海縣委書記王琳合影。前排左一為劉慶濂,后排左起為劉慶泗、劉俊峰、劉慶溥。

              同懷抗日志,兄弟戰地巧相逢

              1937年,抗日的烽火在中國大地上熊熊燃起,無數熱血青年矢志報國奮起抗爭。當時,劉慶泗正在濱縣縣立初級中學求學。“面臨日寇入侵,國土淪喪,民族危亡之際,男兒就該敢擔當。我從小聽的歷史故事,讀書識字后看的書,如《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等,使我內心早就存有英雄情結。”次年的春天,當劉慶泗獲悉離家的胞兄劉慶濂已加入抗日游擊隊時,早已萌生的投軍打鬼子的熱情越來越強烈。

              1938年7月7日,劉慶泗至今牢記著這個日子,當時的情景宛如眼前,“這是我離家的日子,距‘七·七事變’正好一周年。為了抗日打鬼子,我不顧父母的反對,毅然而然出發了。見實在攔不住我,母親塞給我五塊銀元,還有最喜歡我把我當兒子對待的大姑媽也給我兩塊墨西哥銀元。天氣很熱,暑氣蒸人,母親含淚送我到村北的大樹下,頻頻向我揮手的情景永生難忘。”

              劉慶泗的投軍抗日之路并不順利。離開老家后,他與一同投軍的幾個小伙伴趕到惠民縣城,經過一番曲折,考上了國民黨抗日武裝的青年干部培訓班,和百余名熱血青年一起跋涉千里,從渤海平原到魯南山區受訓三個月。青干班畢業,劉慶泗被分配到當地國民黨駐軍第五縱隊任少尉書記。國民黨駐軍第五縱隊素有反共傾向,抗日不積極,卻一度造成殺傷八路軍多人的“太河慘案”,劉慶泗萌生了另尋抗日隊伍的想法。

              1939年5月底,劉慶泗以優異成績被黃埔軍校七分校錄取。正在他準備赴陜西漢中入學之際,日寇于6月7日對當地進行大轟炸,十五架轟炸機炸死三百多人,四千余間房屋被炸塌燒毀。緊接著,日寇對沂蒙地區開始為時兩個月的大掃蕩。劉慶泗接到黃埔軍校七分校通知,三個月內趕到泰安某地集中。由于被鬼子合圍,劉慶泗與伙伴韓壽令只能隨當地逃難人群在樹林山地躲避,同時向泰安方向靠攏。這期間,他親眼目睹日本鬼子用機槍射殺山上逃難的男女老幼,從而更增添了對日寇的滿腔仇恨。

              麻煩事接踵而來。在淄川李峪口的南山上,伙伴韓壽令不幸負傷,雙腿流血無法行走。在那個一些人“大難來臨各自飛”的年頭,生性豪俠仗義的劉慶泗拼盡全力,將韓壽令安頓在安全地帶,然后,獨自下山找人幫忙。第二天,在劉慶泗以兩塊銀元的酬謝求得當地村民幫忙將韓壽令抬下山的途中,又一“意外”發生了。

              劉慶泗回憶道:正當我們抬著韓壽令朝著李峪口方向要下山的時候,側面出現了十多個穿著黃軍裝的人。他們看到我們立即端槍沖上來,前面是一位提著匣子槍年齡稍長的人,他們左臂上都戴著藍底白字“八路”兩字,我一看大吃一驚,已經面對面無路可走,只好聽天由命了。我讓擔架停下來,獨自向對面的八路走去……

              接下來的事,則讓劉慶泗“意外”得“喜極而泣”了:我見到樹下坐著一位八路軍首長(李曼村,1955年授少將銜),著裝干凈,腰帶佩有手槍,給我印象深的是他腳上穿著布條莖草混編的草鞋,前面有個很大的紅繡球。他一面扇著扇子一面胸有成竹地對我說:“你跟我們部隊走吧。因為天氣熱,山路難走,和你一起的傷員讓老百姓安置。”我態度堅決地回答:“不行。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同生死共患難。我的親哥哥也是八路。”這位首長聽后笑著說:“小家伙倒很講義氣。”又問“你哥哥叫什么名字?”我說:“他在家時叫劉慶濂。”他仔細聽著我的鄉音,端詳著我五官遂大聲問:“你哥哥是不是也叫劉竹溪?”我忙回答:“是的。”這位首長立即登上坐騎催馬加鞭,沿著行軍隊伍邊走邊喊:“劉秘書,你的弟弟來了,快來看。”不一會兒,迎面走來一位右背匣子槍左挎皮包,武裝整齊、身材挺拔、年輕英俊的八路。我一看,來者真是相別近四年久未聯系的親哥哥。我跑上前去,緊緊抱住他的腰痛哭起來。哥哥卻開懷大笑,按著我的雙肩說:“真的是你來了。”這是怎樣的巧合。原以為天各一方而今就在眼前,似夢如幻,意想不到的兄弟團圓,以后共同奮戰七十多年。

              這是1939年8月20日發生的事。這也是劉慶泗一直牢記著的一個日子,他說這是他的“參軍日”。

              

             

              劉慶泗榮獲的勛章、獎章

              戰火煉真金,沖鋒陷陣殺日寇

              劉慶泗參加八路軍后,先在山東縱隊三支隊十團二營任文書,后調山東縱隊魯迅藝術學校學習(1940年元旦,該校與中共山東分局領導的戰地服務團、縱隊宣傳隊合編為山東縱隊魯迅藝術宣傳大隊;1942年改為魯中軍區魯藝宣傳大隊)。從那時起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劉慶泗歷任該隊隊員、司務長、分隊長、寫作組長等職,其間還一度擔任區中隊指導員,并長期兼任山縱機關報《前衛報》戰地記者。

              抗戰期間,劉慶泗參加了歷次反“掃蕩”及三次進討偽軍吳化文的戰斗,參加過解放沂水城、蒙陰城,在沂水縣北部葛莊聚殲日軍草野青大隊的戰斗。

              或許是擔任過戰地記者的緣故,如今提起當年的抗戰經歷以及歷次參加的戰斗,劉慶泗老人仍能細細道來。

              故事一:擔任司務長被評為朱德青年隊模范隊員

              1940年夏,擔任大隊司務長的劉慶泗和四名炊事員、兩名飼養員要負責全隊百余人的給養和幾匹騾馬草料的征集,以及服裝道具汽燈的管理與運輸。無論日常工作還是參加戰斗,甚至是突破敵人重圍的日日夜夜,他和戰友們必須千方百計地做到“人能吃飽飯,騾馬有草料”。為此,作為司務長的劉慶泗,常常廢寢忘食地到地主、富農家里去催給養。在他與戰友們的共同努力下,任務順利完成了,劉慶泗也在年終被評為朱德青年隊模范隊員。

              故事二:拔除沂水北部偽據點

              1942年9月下旬,劉慶泗作為戰地宣傳員隨魯中軍區二團三營受命去拔除沂水北部的朱位(村名)偽據點。夜間發起戰斗后,擔任突擊隊的八連在村西高地一矮墻處,被敵人一挺輕機槍攔住去路,戰斗出現間斷。為了解情況,劉慶泗隨團宣傳股長董濤來到前沿陣地,在漆黑的夜幕掩護下,從側面接近敵人。當時,敵人機槍正在起勁地向我突擊方向掃射,劉慶泗見敵機槍擊發時閃現的火苗很近,圍墻就在幾步之內,便迅速把手榴彈投過去,敵人機槍被打啞,隨之高地被突擊隊攻克。戰后,八連長高興地抱著劉慶泗大喊:“你勇敢,好樣的!要給你報功!”從此,劉慶泗在部隊中贏得了作戰勇敢的聲譽。

              

             

              1958年9月,劉慶泗(第二排右二)下連當兵時與上將許世友(前排中)等人合影。

              故事三:代理指導員,率隊突破日寇“拉網合圍”大掃蕩

              1942年10月,日寇推行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調集其三十二師團、五十九師團各一部和偽軍一萬五千多人,對我沂蒙根據地展開大規模“拉網合圍”大掃蕩。

              劉慶泗受命到新泰縣龍廷區中隊幫助工作。該中隊隊長張玉廣是神槍手,有三個班共四十多人,與小股敵人作戰中屢屢取勝。由于中隊指導員患病未能歸隊,劉慶泗被任命為代理指導員。

              11月7日夜,中隊發動群眾挖掘從新泰縣城通往龍廷附近的坪上(村名)敵據點的公路。拂曉前,區中隊宿營在龍廷北面的小山村,大家剛入睡,村外響起清脆的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原來是張隊長到村頭查哨,正遇敵人尖兵,他和哨兵立即投彈和開槍射擊,擊倒幾個敵人,迅速撤回。敵人不知虛實,只打槍不敢貿然出擊。張隊長命令一班在村頭掩護,他和劉慶泗則各率一個班帶領群眾搶占北山制高點。

              天亮后,一班撤上山來,大家一面阻擊尾追而來的敵人,一面動員群眾下山去投親靠友。整個上午,區中隊依仗熟悉地形和敵人玩起山地游擊戰。張隊長彈無虛發,用步槍射倒幾個敵人;劉慶泗則指揮排子槍打啞了敵人的機槍,阻止了爬山的敵人。

              當夜,借著大雪紛飛的天氣和嚴寒氣候,劉慶泗與張隊長兵分兩路分別突圍,劉隊長帶兩個班從東面向敵人突發襲擊轉向老區,劉慶泗則帶著傷員與幾個身強體壯的戰士,在當地地下黨員的掩護下,五天后安然歸隊。

              故事四:隨軍攻克敵偽據點大泉山

              隨著德國、日本屢屢戰敗,敵后形勢逐漸好轉。從1943年7月到1944年3月,魯中軍區主力部隊在司令員王建安、政治委員羅舜初的指揮下,對在山東人數最多、戰斗力較強的偽軍吳化文部進行三次討伐。

              第三次討吳戰斗始于1944年3月26日,劉慶泗隨濱海軍區前來參戰的六團二營行動,該營攻入敵據點大泉山,與敵展開肉搏戰,全殲守敵一個連,擊斃騎馬逃跑的敵營長。然而,著名戰斗英雄、紅軍老戰士、連長何萬祥和戰斗英雄排長高英忠英勇犧牲。劉慶泗根據在戰場上的所見所聞寫了報道,軍區《前衛報》很快刊出。

              故事五:十分鐘的白天攻堅戰

              1944年8月15日夜,魯中八路軍主力團隊對盤踞在沂蒙根據地中心沂水城的日偽軍發起進攻。劉慶泗隨四團二營從城東南角魁星樓下的爆破口入城,經徹夜激戰,天明后與兄弟部隊會師,殲敵千余名,活捉偽軍司令牛先元。這時,唯有二營分工地段的南門城樓未能拿下,守敵約三十多人,有兩挺輕機槍。南門城樓緊靠城外的鬼子據點,火力得到支援,四周為開闊地,易守難攻。

              劉振江營長接到命令,必須在上午十一時前拿下南門城樓,以利聚殲城南門外的日軍。劉營長和副教導員張漢偉議定把任務交給四連,劉營長親自動員,要求十時十五分打響戰斗,半小時解決。突擊排長梁樹蘭建議,為減少傷亡,由他正面誘敵,副排長帶隊從側面隱蔽接敵,有我強大火力配合,只要不負重傷,二百米的開闊地,他在三分鐘內可達敵樓下,給敵人一個下馬威。

              十時,劉營長見由一排副排長帶領的突擊隊迂回前進,離敵樓還有四十米時,拍拍梁樹蘭汗津津的肩膀說“準備!”并下令“開火!”瞬間,輕重機槍數十條火龍直撲敵樓,層層墻壁被剝落。敵人也在還擊,城外小鬼子的擲彈筒、迫擊炮也在封鎖開闊地。十時十五分,梁樹蘭就像離弦的箭脫韁的馬,更像出膛的炮彈,飛快地向敵樓沖刺,敵人火力攔阻,手榴彈在他身邊爆炸,透過煙霧,可見梁樹蘭已接近敵樓,他放緩腳步,兩支匣槍一齊開火,鎖住敵樓槍眼。這時敵樓上也傳來“繳槍不殺”的喊聲,突擊隊也已打進敵樓,擊斃敵小隊長及頑抗者,其余二十多個偽軍被俘。劉營長看表,從梁樹蘭出發到完全殲敵正好十分鐘。

              劉慶泗采訪俘虜時,有的說:“這樣勇敢的人,第一次見!”有的則說:“神兵天降,嚇得俺手哆嗦,槍打不準。”

              故事六:聚殲日軍草野青大隊

              1944年9月3日,我軍以四個團兵力在沂水北部山地的草溝、葛莊埋伏,聚殲“掃蕩”我濱海地區、由莒縣返回博山的日軍五十九師團四十三大隊(即草野青大隊)。

              3日下午,進駐葛莊的日軍和扎營草溝的偽軍發現被我軍包圍,企圖會合突圍,被我粉碎。下午五時,我軍全線出擊,劉慶泗隨一團一營參戰。他在葛莊西山半山腰的營指揮所向山下看去,大批日軍在大隊長草野青指揮和炮火支援下,瘋狂撲來爭奪西山。此時,陣地上響起沖鋒號聲,霎時,我軍輕重火力和一些大石塊一齊向敵群傾瀉,山谷轟鳴,大地抖動,鬼子兵被打得人仰馬翻。夕陽斜照下,我軍戰士猶如下山猛虎向迎面而來的敵人撲去,排子手榴彈一齊對準目標投彈,就像一道道火墻向山下推進。鬼子潰向東去,又被對岸我軍炮火打回來,只能爬在河灘里掙扎。

              經一晝夜戰斗,我軍擊斃日軍官兵三百五十多人,生俘三十四名;斃傷俘獲偽軍旅長以下一千三百多人。在繳獲的多種武器中,有戰斗英雄侯英俊和他的戰友奪得的山炮一門。

              戰斗結束后,劉慶泗帶著右腿的輕傷,采訪了刀劈、射殺五個鬼子的奪炮英雄侯英俊。這門四一式山炮是我軍在魯中戰場上第一次繳獲的重武器。解放后,劉慶泗曾寫過通訊《功勞炮》在《解放日報》發表,該文后被編入全國中小學教材。劉慶泗則在當年的評功選模活動中,被評為模范工作者。

              此后,劉慶泗又參與了奪取蒙陰城的戰斗。日寇投降后,又奉命先后去淄川縣洪山區武工隊參加與偽軍的作戰、參加我軍聚殲在博山城西郊拒不繳械投降的大批日軍的戰斗,并報道了他親眼目睹我軍殲敵的情形。

              

             

              握槍又握筆,戰地記者亦戰士

              劉慶泗手里握有兩桿槍,同時戰斗在兩條戰線上。一桿是與敵人殊死搏斗的槍桿子,另一桿則是他手中的筆桿子,以此為武器,鼓舞斗志,鞭撻敵人。

              劉慶泗說他首先是戰士,然后才是記者,“戰地記者,是記者,更是戰士。”

              聊起當年的記者生涯,劉慶泗說,他做記者工作帶有一些偶然性。

              參加八路軍后,劉慶泗在宣傳大隊工作。他喜歡在墻報上寫稿子,而從寫墻報的稿子到第一次寫稿見報,雖有一定的偶然,但與他素來關心集體、做事認真且喜歡琢磨不無關系。

              1942年夏季,日本鬼子對我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敵后斗爭十分殘酷,部隊生活極其艱苦,糧食供應非常困難。當時,八路軍只能以大豆為主食,幾乎每頓都是煮豆子、炒豆子。戰斗頻繁,過于勞累,再加上長期吃豆子而引發消化不良,一度影響了部隊的戰斗力。部隊領導對改善部隊生活很重視,在反“掃蕩”結束后,劉慶泗隨一位負責同志去檢查工作,來到一所設在蒙山旁沂河邊的部隊學校。

              樹蔭下就是課堂,教員正在給席地而坐的學員講解“為了戰勝敵人,必須增強部隊戰斗力,學會改善部隊生活”。這位教員聯系實際,具體講述在當時用大豆作主食的情況下,如何多變花樣以豐富營養,比如發豆芽、磨豆腐、做豆漿等,并要求學員各自動手練習。當天的晚餐,就是學員在伙房自己動手制作的韭菜炒豆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見此情景,劉慶泗感受很深,很快寫了篇稿子貼在墻報上。結果,八路軍山東縱隊機關報《前衛報》記者看到后,就拿去發表了。這位記者對劉慶泗說:“你這篇稿子和形勢結合得很緊密,在艱苦的時候,既要提倡艱苦奮斗,又要關心戰士,改善戰士生活。這篇稿子很具體,值得提倡。”

              劉慶泗說,這件事對他的啟發很大:寫稿子就得有明確的目的性,要寫什么事,在什么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什么人做的,做的結果怎么樣,如實地寫出來,提倡什么,反對什么,觀點要鮮明,使人看后有所得,這樣效果才好。

              此后,他到前線,把參加戰斗時了解的情況寫成稿子,再請老的記者、編輯幫助修改,慢慢掌握了寫稿知識,稿子發表得逐漸多了起來,不久就當了專業記者,先是擔任山東縱隊機關報《前衛報》戰地記者,后在解放戰爭中任二十六軍《戰旗報》記者、新華支社副社長等。

              回顧自己的記者生涯,劉慶泗說,要當好記者,就必須深入實際。“我感到就是要有實踐,要把自己放進去,在實踐中去觀察、體會,激發感情,才能寫出真實生動,有血有肉的東西來。”

              劉慶泗曾通過仔細觀察,發現當時老百姓想盡一切辦法同敵人作斗爭的妙招。

              1942年10月,日寇對沂蒙山區根據地開始冬季“掃蕩”,劉慶泗被分配到敵我交界的山區——新泰縣龍亭區區中隊幫助工作。這里的村公所、保公所,表面為敵人繳糧納稅,實際上在夜間為我軍籌劃給養,發動群眾破壞公路、橋梁。斗爭十分尖銳,但當地群眾心向共產黨、心向八路軍,想盡一切辦法對敵人開展斗爭。

              由于留心觀察,劉慶泗發現,當地老百姓家的雞籠特別矮,公雞抬不起頭來;有些人家養的驢子,尾巴上拴著一塊石頭,俯首貼耳,不叫不蹦,顯得很馴服。他很奇怪,經過詢問,才知道這里靠近鬼子據點,鬼子經常進村騷擾,聽到哪里有雞鳴驢叫,就會循聲而來,不僅捉雞牽驢,人也常常遭殃。在生活實踐中,人們通過摸索慢慢發現,公雞抬不起頭,就不能喔喔啼;毛驢翹不起尾巴,就叫不出聲,于是想出了這個使雞不能鳴、驢不能叫的辦法。當時,八路軍在敵占區活動,最怕狗狂吠不止,區中隊借鑒當地經驗,常揣著高粱做的包有女人長頭發的粘團子,一見狗就把高粱團子丟過去。狗一啃團子,牙齒被頭發纏住,急于用前爪抓牙上的頭發,就叫不出聲了。

              這些都是人民群眾在對敵斗爭實踐中的創造,是智慧的結晶,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經驗,值得推廣。劉慶泗對此進行了深入采訪,作了比較具體生動的描寫,通過宣傳報道,幫助更多的群眾掌握這種對敵斗爭的方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劉慶泗說,要當好戰地記者,如果不上戰場,不參加激烈的戰斗,就難以理解戰士那種有我無敵的英雄氣概,難以描寫沙場鏖戰的真實情景。在戰斗中,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鏡頭是稍縱即逝的,如果不能及時捕捉,就會失去寶貴的歷史記錄。

              劉慶泗經常提起他親身經歷的那場驚險的遭遇戰。

              1944年8月17日晨,經過一夜激戰,八路軍四團攻克沂水城南門外日寇據點,先后斃敵四十五人、俘二十人。拂曉結束戰斗,戰士懷著勝利的喜悅,打掃戰場,清點繳獲的彈藥、物資,除突擊連隊和搬運物資的軍民外,其他部隊都已撤離現場。由于打掃戰場不夠嚴密,一場出乎意料的遭遇戰發生了。

              當時,魯中軍區政委羅舜初和地方領導邵德孚參議長等人前來陣地察看,劉慶泗隨突擊連的干部和幾個警衛員跟著首長走進一個大倉庫。突然,倉庫里六個殘存的鬼子端著刺刀“呀、呀”地嚎叫著沖了過來。機警的警衛員立即護衛首長往外沖,其他人拔出短槍邊打邊退。這時,突擊連的范連長迅速指揮一個排的戰士沖上來和鬼子拼刺刀,二十幾個青年戰士端著明晃晃的刺刀,三人一組向鬼子沖去。他們精神抖擻,兩眼圓睜,威武逼人。困獸猶斗的鬼子也端著刺刀嚎叫著向戰士撲來。戰士舉槍相迎,兩刀相對,叮叮當當,火星直迸。一個小戰士奮力撥過敵人刺刀大吼一聲“殺!”說時遲,那時快,當即刺中鬼子一條腿,頓時,血漿飛濺。另一個戰士刺中一個鬼子的胸膛。激烈的血戰中,鬼子全被戰士擊斃。

              劉慶泗說,這種刺殺場面平時很難看到。在這塊小小的戰場上,刀光劍影,殺聲震天,我軍戰士機警靈活,勇猛頑強,英氣照人。此情此景,驚心動魄。但同時也可看出,當時我軍的刺刀是用鐵軌鋼鍛制的,質量不過關,刺倒敵人后卷了刀刃,刺刀拔不出來,極易貽誤戰機。“我身臨其境,親眼目睹,無需再作事后采訪,就寫出了報道這場白刃戰的通訊,表揚戰士們英勇奮戰的革命精神。

              同時,也提出我軍在訓練和實戰中應注意的一些問題,刊登在一份內部材料上。”

              磨難中輝煌,作品廣傳鼓士氣

              2011年2月,劉慶泗在他八十九歲慶生時寫下一篇《我對自己一生的概括》,其中在“武器”一項下面列著:嘴巴子、筆桿子、槍桿子。

              老人解釋說,他喜歡到基層營連采訪。教導員或指導員在作戰前動員時,總要提到“劉記者會報道我們的英雄事跡”,有時還會把他推到臺前。拿著鐵皮筒子直接給戰士們作宣傳鼓動,讓劉慶泗真切感受到當時的戰地報道對鼓舞部隊戰斗士氣,激勵戰士奮勇殺敵,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正是緣于此,即使環境再險惡,條件再艱苦,自己再疲累,劉慶泗也堅持要寫好稿子,搞好報道。

              寫稿子離不開紙筆。劉慶泗說,最早他只有一支短短的鉛筆,為省點兒鉛筆芯,總是先打好腹稿再寫。1942年夏,部隊拔了鬼子一個據點,他從偽軍手中繳獲到一支鋼筆,經首長同意才留下使用。但因為沒有藍墨水,只能蘸著桑葚水寫稿,寫出來的字是紫色的。“我當時已有記戰地日記的習慣。可惜用桑葚水寫字的紙,時間一長都粘住了,變得一片模糊。”

              筆緊缺,稿紙更緊缺。劉慶泗將報紙邊角料撕下來寫短消息;在老鄉家看見有廢棄的鞋樣紙也拿來寫東西。后來,八路軍山東縱隊有了自己的造紙作坊,但生產的紙張非常粗糙,只有一面能寫字。還有,早些時沒有采訪本,全憑耳聽心記,后來《前衛報》編輯部表揚劉慶泗發稿積極,獎勵他筆記本,才算改善了一點采訪條件。

              說起那時的采訪,劉慶泗介紹說,確定一個采訪對象后,就下到部隊,粘住他,和他一起行軍,一起宿營,一起打仗。在老鄉家,坐在草鋪上采訪;行軍途中,就一邊走一邊聽他介紹,自己用心記在腦子里,宿營時馬上寫稿。沒有桌子,就擱在腿上寫;大冷天,用厚草蓋住腳背寫稿,雙腳凍僵了也顧不上,一定要寫完稿才敢入睡。那時,身上滿是蚤子,就脫下棉衣烤火,蚤子便噼哩叭啦掉到火里。最難熬的是暑熱季節,入夜成群蚊蟲叮咬,為了寫稿,只得點燃艾蒿,用濃煙驅蚊趕蟲。

              就是在那樣的艱苦條件下,劉慶泗始終緊握著戰斗的筆,冒著槍林彈雨寫下了《藍石山上抗日死難的英雄們》《一場出乎意料的遭遇戰》《記奪炮英雄侯英俊》《萊蕪鏖戰》《挺進豫皖蘇平原》《攻堅模范連》等大量閃光的新聞報道,向戰士和群眾及時報道戰爭進展和實際工作經驗,還根據當時的戰斗寫了《二曹大鬧蒙陰城》等山東快書,廣為傳頌,極大地鼓舞了軍民的士氣。

              采訪中,老人說,他此生感到最高興的兩個日子,一是日寇投降,二是粉碎“四人幫”。

              老人說,作為老兵,說句心里話,戰爭很殘酷,鬼子不好打。“鬼子的武器比我們精良,戰斗素養也高。我曾親眼見到身旁的戰友,被敵彈擊中前額而壯烈犧牲。”

              也因此,提起七十年前的8月15日,老人仍然會激動起來:那天深夜,宣傳大隊和鄉親們百多人正酣睡在村頭的打谷場上,我在值班,忽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我立即下令緊急集合。大家剛剛起身,就見來人飛身下馬,來者是軍區政治部周主任,他邊走邊大聲呼喊:“同志們,日本鬼子投降啦!”這聲音振聾發聵,但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愣愣地站在那里。周主任高叫著:“今天,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朱總司令要求我們……”他的話還沒講完,立即就被掌聲、口號聲甚至喜極而泣的哭聲打斷了。大家歡跳著、擁抱著,漸漸地,人群中響起了歌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經過八年的殊死搏斗,中國人民終于取得了最后的勝利!(記者 薛偉平 注:本文根據2015年8月18日劉慶泗口述內容整理,寫作時參考并援引了老人提供的部分資料及作品。)

              人物資料>>

              劉慶泗,山東濱縣(今濱州市)人,生于1922年2月。1939年參加八路軍,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起任魯中軍區《前衛報》戰地記者。解放戰爭時期,先后任解放軍二十六軍《戰旗報》記者,新華支社記者、采通主任、副社長。解放后,任華東軍區(后為南京軍區)新聞科、宣傳科科長。1964年轉業到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交政治部任巡視員。“文革”期間遭受迫害。1977年6月起,歷任文匯報社黨委副書記、副總編輯、顧問,上海老新聞工作者協會副會長。1988年評定為高級記者。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上海市榮譽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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